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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8 13:12 来源: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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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则透露,按照国务院指示,怎样完善制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已列入今年议事日程,将会通过完善政策来更好维护这部分职工的劳动权益。开展主题活动,坚定政治立场。

侨联工作是做凝聚侨界人心的工作,要结合侨联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用新的思路、实的举措,把“两个并重”“两个拓展”的目标变为现实。民意更是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我们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的人民主心骨、改革领路人。”中南大学当代诗词研究中心宋湘绮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真切感受到,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电视、网络上文艺清流涌动,诗词、戏曲等传统文化开始复苏并走向新的繁荣。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俞光耀委员的烦恼引发在场委员共鸣:企业健康发展,“渴求”大量的高技能人才。

一、团结凝聚青少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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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世界现实问题的应对之道,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会上,贵州省妇联向全省妇女发出《乡村振兴巾帼志姐妹携手助脱贫》的倡议,号召全省妇女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上来,鼓励广大农村妇女树立信心,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为乡村振兴、农民富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贡献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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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嵩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王玉萍说:“有的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群众身边的‘苍蝇’胆大妄为,直接影响到党的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充分发挥。还款期到,李某未归还欠款也未表达还款意愿。

  贵州省妇联主席杨玲在会上对女企业家和协会提出了希望,希望女企业家们要志存高远,争做敢于担当的时代楷模,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抢抓机遇,迎难而上;要主动参与,争当脱贫攻坚的生力军,要求各级妇联组织和女性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团结和动员更多的妇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半边天”作用;希望协会强化服务,搭建合作交流创新发展的平台,引导更多的女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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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有委员建议,让企业共享培训资源。重庆市充分运用大数据揭开基层“微腐败”的“盖子”,将国家补助资金科学分配到真正需要的群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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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住宅乱象根源在于用地 解决关键在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2-18 10: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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